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文化部评出了赵丹、白杨等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这就是后来在几代影迷心中闪闪发光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虽然大众更愿意呼之为明星，但是从其本名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明星评选的落脚点——人民性。

这一命名方式和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人民警察”等命名逻辑是一致的，即回归其职业本源，更强调文艺工作为大众服务的属性。归根结底，演员是这个社会千百种职业的一种，其光荣乃至“光环”是喜爱演员的大众所赋予的。人民演员的称号不仅是对演员职业热忱的肯定，更意味着其在人民中间的卓越影响力。

这种由领导人亲自部署，各大电影制片厂齐心协力推选明星的阵势如今已很难见到。在文娱生产日趋市场化的今天，评选明星的“权力”也已经越来越分散。随处可见的各类明星榜单似乎在说，这是一个更加星光熠熠的时代，也不禁令我们发问：群星是因何而闪耀的呢？

有人说，明星的闪耀在于其自身优秀的素质。这话倒不假，“明星”一词本就可以用来指代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但是在当下的语境中，却更多地用来代指娱乐圈的知名人物。在后者意义上的一些被标榜为明星者，是否在自己的本职领域取得了足够的成绩？又是否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呢？近期一批违法悖德的“明星”被处理，似乎就是一个反例。更遑论那些打着明星旗号，鼓动粉丝掏心掏肺又掏钱的“饭圈”乱象，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个文娱产业的形象，更是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界。一个健康的明星成长体系，必然离不开对于法律的尊重。法律是底线，道德亦是约束。我们呼吁“货真价实”的明星，也并非苛求道德上的完人。但是，社会的公序良俗，其不容触碰者，应该为人所知、为人所敬。

也有人说，明星只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不难发现，在造星、炒星的活动中，本来只是网络基础术语的流量一词屡屡浮现，在一个不良的行业生态中竟幻化出令人吃惊的图景。由此衍生的“流量明星”一词更是清晰地指出了当代“明星”制造的吊诡之处：本该带来流量的明星，反过来却成为了流量的“产品”。流量明星的大行其道，仿佛在表明人们喜爱的是附着于明星周围的缥缈流量。然而我们知道，如此偏爱流量的实为流量背后的推手。在无数服务于造星的“流量事件”背后，都充满了一种资本式的傲慢，他们似乎执著地相信流量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可以创造一切的力量。可是我们要说，日益成熟起来的观众已学会了拒绝，学会了冷眼旁观以所谓明星为工具制造的流量泡沫。

今天，当我们面对当下文娱经济中的种种乱象，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初评选出的这二十二位明星的成就，可以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是明星，什么是中国式的明星。

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他们都有着十分过硬的作品。以赵丹为例，他在旧社会就主演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艺术水平与社会意识俱佳的影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主演了《李时珍》《林则徐》等传记片，为探索民族电影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赵丹的艺术修养不仅在于其对电影领域本身的深耕，也有赖于他在多种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戏剧、书法、绘画都是他执著一生的挚爱。艺术工作不仅是他的职业，更凝聚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支撑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他对民族的感情，无论是早年参加左翼剧联，还是抗战时期的救亡演剧队等，都是这种情感的重要体现。即便在特殊时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打击，也没有磨灭他的热情，拨乱反正伊始，赵丹就开始了自己传道授业的工作，给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赵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明星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明星是跨越时空的“沉淀”。他们的作品深深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去创作，人民也愿意看到这些作品穿越时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真正的明星不是因为铺天盖地的营销而闪耀，不会因为短暂的流行而闪耀，一切暂时的荣耀也必如流星一样，消失在夜空之中。群星是否是群星，终究是要人民来回答的，他们也必是因其作品而闪耀，因其人格而闪耀，因其历久弥新的魅力而闪耀。

（作者司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王法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