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艺术源远流长，古今中外，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无论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外国戏剧史上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还是中国戏曲鼎盛时期以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为代表的一批卓越剧作家，都留下了一系列经典佳作，时至今日，依然脍炙人口、常演常新。不同时代的典范之作，既各有千秋、多姿多彩，又具有相通的艺术共性或规律，皆为当下创作提供了启示，也激励着创作者们续写新的辉煌。

当站在新起点回望，从那些留下来还将继续传下去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什么？

有独辟蹊径的艺术巧思。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笔下的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死而复生，颇具传奇色彩。《牡丹亭》虽写爱情，却把矛盾冲突集中于“情”与“理”的较量，杜丽娘的挣扎、反抗，冲破的是“拣名门一例里神仙眷”“昔氏贤文，把人禁杀”的陈旧观念，她与书生柳梦梅梦中幽会、人鬼相恋，无不寄寓着对个性张扬的渴望、对至情至性的向往。汤显祖不光以“梦”写儿女情长，还以“梦”批判名利场的丑恶。在《邯郸梦》中，卢生梦中五子登科、建功立业，“把人情世故都高谈尽”，梦醒时，不过一枕黄粱；《南柯梦》中，淳于棼醉后梦入大槐安国，从被招为驸马到任南柯太守再到加封左相，权倾一时，醒来亦是虚空。以梦境勾连现实，是在晚明社会变革的时代，汤显祖独辟蹊径提供的一种思索人生的方式，既赋予了“临川四梦”独特意趣和传世价值，又通过勃勃欲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心态。

有照进现实的人性温度。老舍先生的《茶馆》历来被看作“人像展览式”戏剧结构的典范，全剧的出场人物70多个，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有小业主、民族资本家、清宫太监、人贩子、女招待等，展示了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众生相。茶馆老板王利发精明干练、说尽了好话，但仍要小心谨慎地看人脸色，不敢越雷池半步；旗人常四爷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却报国无门，“七十多了，只落得个卖花生仁！”秦二爷主张实业报国，却被腐朽统治者和列强掐住了命脉，空余一声叹息。在《茶馆》中，时与势、个人命运与历史走向纵横交织，不仅催生了“悲中带喜、喜中见悲”的艺术效果，也反映了旧时代中个体的人追求美好而不得的真实境遇，至今仍有警世意义。“咱盼啊，盼啊，就盼着谁都讲理，谁呀也别欺负谁。”“当人是兽时，钱便是他的胆子。”……该剧这些经典台词也都充满况味，能让人走进角色、遇见自己，触动心灵的隐秘，思考人生的处境，这便是经典之作“照进现实”的力量。

有合乎艺术本体的舞台呈现。在20世纪初的社会大潮中，面对“改革恶俗、开启民智”的呼声，梅兰芳先生在剧作家齐如山的帮助下新创了《一缕麻》等时装新戏及《嫦娥奔月》等古装新戏，其中，有的加入了写实布景，有的改良了服装样式，有的设计了长绸曼舞。在被时代潮流裹挟前进、经历了大刀阔斧的艺术改革后，梅兰芳、齐如山等深入探究“国剧”的组织规律和艺术精神，戏剧观念逐步变化，从此前“以欧西眼光批判吾国之曲艺”向“唱做一体”的戏曲传统回归。在此种理念下，梅派新戏许多唱词改掉了晦涩难懂的弊病，歌舞不再游离于戏剧本体，像《霸王别姬》《凤还巢》等无论旨趣、风格都立足京剧传统实现了突破与升华，也被演出实践证明，远比以歌舞、化妆为新潮的作品走得更远。

从经典的品质中，能够为今天的创作找到尺度。创作中，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剧作题旨积极正向、人物设置十分完美，但就是让人感动不起来、振奋不起来，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把艺术的真实当成了好人好事式的宣教。抑或，作品中明明写了一个现代人，行为逻辑方式却停留在久远的过去，甚至“当下感”还不如一些古典作品，同样是因为开掘不够、缺乏巧思。“方案之争”或浅表冲突都难以形成好的戏剧构作，符号化的人物更不是戏剧作品所需，那些被人们记住并经常回味的故事、形象，或许在细节上不甚完美、在性格上有明显缺陷，但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我们能够看到情节的陡变、人物关系的转折以及不同角色内心的涌动，具备了直面现实、直指人心的艺术品格。

另外，舞台创作不能背离写人性、写人情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戏剧史上，一些故事几经嬗变却依然流传，是因为其原有内核抑或创新解读，都能唤起古往今来的共通情感，甚至跨越时代与当下的人们共振、共鸣。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火热的时代，要在作品中展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崇高感、壮阔感，这显然没错。但倘若为了追求宏大，一味拔高人物形象或不惜背弃艺术本体，那也不可取。其实，大时代就体现在对普通人的“发现”中，崇高感亦如是。当现实的情感勾连着个人命运、家国情怀和时代变迁，同样会碰撞出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这也是许许多多的经典作品告诉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