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在吸纳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全盘吸纳，也不能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应该像中国剧作家探索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表达方式一样，不断思考文化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各种途径，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不断丰富和持续发展。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伟大的戏剧作家和诗人，他一生中创作的杰出戏剧有37部左右。作为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大量倾注了对于人性思想的挖掘和思考，配以他天马行空的构思和华丽的文采，使得他的作品一步步迈向欧洲文学艺术领域的顶尖。莎士比亚剧作不但蕴含丰富的现实意义，还闪耀着跨时代的人性光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的艺术影响，对我国艺术的发展历程而言也不例外。莎士比亚剧作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长达百余年，在这期间，为了更充分、更全面地展现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也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观众理解莎士比亚优秀的戏剧作品，我国的剧作家们对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忠于原作的创新性改编，使得它在我国的艺术舞台上不断绽放光彩，实现了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演绎。这不但有助于更好地继承莎士比亚剧作及其思想，更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戏剧文化，不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剧目选择的中国化

众所周知，在进行外来戏剧中国化之前，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外来剧目进行细致的筛选，使其更好地匹配我国的基本国情，更加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偏好，这同时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宣传和推广的必要手段。而纵观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演绎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国内的剧作家们非常重视对其剧目的选择，具体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以弘扬教化意义为重点。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戏剧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在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宣传教化功能。我国古代经典戏剧作品如《拜月亭》《鸣凤记》等都赞扬了高尚德行，充分肯定了义士的英勇斗争精神。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戏剧形式开始得到创新，戏剧内容也更加丰富，戏剧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也日益凸显。我国明末清初剧作家李渔曾经评价戏剧能够“劝使为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戏剧的教化作用。与中国传统戏剧相比，莎士比亚剧作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对世间的假恶丑的批判都非常深刻，其教化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国剧作家会首先考虑剧目本身的内在价值观念，研究其是否符合我国教化目标的需要，并充分结合中国传统价值取向，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比如莎士比亚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和中国戏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让无数观众为之黯然神伤；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吝啬鬼们”和中国戏剧中贪得无厌的人一样，遭到观众的唾弃。因此，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演绎，坚持弘扬其深刻的教化意义，从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观众的观赏需求和审美倾向，充分反映了人性的本质，更加贴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也进一步拉近了莎士比亚剧作与我国观众的距离。另一方面是选择情节曲折的剧作作品，重视戏剧冲突的演绎。莎士比亚剧作大都从民间生活之中取材，很多情节都是直接根据民间故事编排而来，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与中国传统戏剧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李尔王》《哈姆雷特》等都源自民间传说。同时，自古以来，我国观众一直对传奇故事颇感兴趣，戏剧作品中离奇曲折的情节能够充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莎士比亚剧作也同样具有“以奇夺人”的特点。因此在剧目选择过程中，中国剧作家就会更加偏好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奇幻之作，并在经过改编之后充分保留原本情节的离奇性，兼具一定的浪漫色彩，使得我国观众不自觉地沉醉其中。

表达方式的中国化

莎士比亚剧作在欧洲主要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其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包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并以其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场域中广为流传。而到了中国，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莎士比亚剧作也逐渐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更加中国化的方式传播和表达，并逐渐获得我国观众的认可和赞誉。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20余个剧种和莎士比亚剧作实现了融合，并随之诞生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版本不同的“中国式莎剧”。著名剧作家曹禺曾经指出，正是由于各个剧种以自己独特的编排形式来对其进行再创造，才在我国观众和“莎剧”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作为西方戏剧的主要代表，莎士比亚剧作中非常重视对内心情景的刻画，并借助一定的台词来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表现，但我国的传统戏剧则大都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唱法等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国剧作家立足于传统戏剧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即将西方的写实与传统的写意结合起来，将西方的叙事和中国传统的抒情结合起来，如京剧《王子复仇记》、黄梅戏《无事生非》、越剧《歧王梦》等，都成功完成了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

著名导演王晓鹰就曾经在排演莎士比亚剧作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大量借助民间传统文化意象和文化符号，对其进行了中国化演绎。比如在导演话剧《理查三世》的时候，全体演员的穿着都是我国传统服装，其中扮演主角的演员采用的剧本是朱生豪翻译的版本，以汉语中的普通话为对白形式；而扮演安夫人的演员则是一位京剧青衣，她所采用的语言则变成了京剧中的语言；两位杀手更是使用了京剧艺术中的丑角脸谱，配合以一系列的武打动作。同时，背景布上所书写的“权力”“仇恨”等词汇则全部使用毛笔进行书写，字体则选择了著名画家徐冰所创造的“英文方块字”进行再度演绎，为这部经典的莎士比亚剧作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著名导演田沁鑫在编排话剧《李尔王》的时候则与《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进行合作，将《李尔王》这个经典西式故事与我国封建时期的时代特征进行嫁接，并使用了传统中式古典戏剧的方式进行重新表现。而在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她又将戏剧场景设置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城乡接合部两所大院里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对这部经典作品进行中国化改编，并且采用了胡同、自行车、羊肉串等传统中式的文化元素，将其与莎士比亚剧作完美地结合起来。对于王晓鹰、田沁鑫等一系列国内导演而言，他们导演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意象和审美情感，尤其是保持了他们一贯追求的传统文化概念和意向的高度融合，也是对莎士比亚剧作表达方式的中国化演绎。

新旧交汇的时代化

在与中国传统戏剧充分融合的时候，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之路也展现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时代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能够让莎士比亚剧作在新旧交汇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进步和繁荣。第一，在中国化演绎中重新阐释莎士比亚剧作的人文价值。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是世界戏剧艺术的巅峰之作，在整个艺术领域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纵观我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剧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其人性思想的解读和延续，是对经典内在价值的挖掘、拓展和延伸，并以这样的方式将人文主义思想和我国的“以人为本”理念相互结合，使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流传下去。从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剧作中国化演绎来看，无论其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时代背景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时代价值都被很好地保存下来，这种对经典的继承不仅进一步凸显了莎士比亚剧作的独特魅力，还引发了观众的深刻思考，进而形成了被我国观众所认可和支持的中国式莎士比亚戏剧。第二，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增加现代化元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艺术行业对于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创作更加活跃，剧作家们也纷纷意识到，只有不断为其注入现代化元素，促进莎士比亚戏剧和我国现代化的接轨，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时代魅力。具体来说，现在很多中国化莎士比亚戏剧都将其中晦涩难懂的词汇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型词汇，符合现代观众的观赏需求。还有很多作品在演绎过程中使用一定的多媒体设备，借助高科技手段来打造缤纷多彩的舞台，给观众以视觉震撼。同时，中国化的莎士比亚戏剧会从全新的角度来阐释其内涵，即在还原原著的基础上充分融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进一步增添莎士比亚戏剧中国化的时代价值。第三，重视莎士比亚戏剧的商业价值。为了更好地满足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更好地落实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代中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剧作也更加注重演出的视觉效果、时尚元素、审美价值等。如林兆华导演的《大将军寇流兰》就是对莎士比亚剧作《科利奥兰纳斯》的现代演绎。导演通过豪华的舞台阵容、强烈的金属气质给予观众丰富的视觉震撼，其商业价值也更加凸显了。

我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作品不但是传统的“莎剧”，同时也是中国化的“莎剧”，是现代化的“莎剧”，其中不但保留了莎士比亚戏剧中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还体现了我国传统戏剧文化中别具一格的美学魅力，更在时代发展的脚步中被赋予了现代社会进步的精神内涵。总的来说，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演绎是我国剧作家以剧作为载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和交流，是立足本土文化的再度创造，其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在吸纳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全盘吸纳，也不能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应该像中国剧作家探索莎士比亚剧作的中国化表达方式一样，不断思考文化传播、交流和互动的各种途径，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不断丰富和持续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