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演剧在我国很常见。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历来被民众重视，春节期间的戏曲演出不可缺少，是春节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清代中叶以来，我国地方戏曲日益兴盛，戏曲的俗化使其为大众所喜，春节演剧也更为普及；到了民国时期，城市的戏曲演出渐趋商业化，戏院、戏班、伶人均看重春节演剧。无论如何，春节演剧覆盖了广大的地域，辐射了不同的阶层，各具特色、功能，各有规制、讲究。数百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春节演剧也有所变化。

清代宫廷，举凡节令，都有承应戏演出。宫廷档案对于月令承应戏演出有细致记录，今人虽无法得见演出情形，但根据宫廷演剧一般排场宏伟、砌末精巧、穿戴华丽并有机关布景的特点，再参考传存下来的相关戏本，大致可以想象。过去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1936年出版的《昇平署月令承应戏》，收录了清宫元旦承应戏《喜朝五位》《岁发四时》《文氏家庆》，其中《喜朝五位》演男女喜神引诸神拜贺新年，《岁发四时》演值年太岁与众天官赴神京朝贺，祝圣祚无疆，《文氏家庆》则演元旦之日，告老家居的文徵明接受全家拜贺，五世同堂，享天伦之乐。据清代宫廷戏曲研究专家丁汝芹考究，在清代内廷的月令承应戏中，元旦承应戏数量最多。从其内容来看，除了部分具有仪式意义、富于皇家气象外，也有一些不失民间趣味；其开演时间、演出时长安排严谨，演出地点也不拘于一地。据史料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的演出，从金昭玉粹的《喜朝五位》《三元入觐》《扫花》，到重华宫的《三醉》《敬德钓鱼》《十字坡》，太和殿的《宫花报喜》《椒花献颂》，再到重华宫的《瞎子逛灯》《岩谷新春》，又到乾清宫的《膺受多福》《万福攸同》，历皇帝早膳、朝贺、拜佛、宴会等，从早上到下午，有条不紊，雅俗兼备。以比较宽泛的春节的概念来看，清宫月令承应戏中的上元承应戏演出也在春节演剧范围内，而上元节承应演出，又有上元前一日承应、上元当日承应、上元后承应的不同；若以“新年”的概念来看，清宫月令承应戏在此范围内的，还有立春承应戏和燕九承应戏（正月十八长春真人丘处机诞辰）。

公府、会馆也会在春节期间召唤伶人演出，或组织堂会演出。当然，春节期间的堂会演出也有私人组织的。曾国藩日记和担任广东地方官的杜凤治日记中都有关于春节期间公府演剧的记载。据梅兰芳收藏戏单，1918年2月11日（正月初一），当时的“总统府”招待宾客的堂会演出中，《珠帘寨》一剧演出阵容为余叔岩（饰演李克用）、陈德霖（饰演大皇娘）、梅兰芳（饰演二皇娘）等，按照齐如山的评说，这出戏以老生来看，最开始是武戏，后变成唱工戏，又变成幽默戏；以旦角来看，大皇娘没有太大变化，但二皇娘经过王瑶卿加入话白和做工，梅兰芳又加入唱工和把子，在不断变化中，戏份越来越重，从中也凸显了梅兰芳在旦行地位的提升。1923年2月23日至2月25日，时任总统设宴三天，好戏连台，第一天有《庆顶珠》《麻姑献寿》《贵妃醉酒》《麒麟阁》《玉堂春》等，第二天有《木兰从军》《悦来店》《御碑亭》等，第三天有《四郎探母》《文昭关》《打花鼓》《法门寺》等。同一时期其他春节期间的堂会演出剧目，以梅兰芳参演的剧目来看，他早期多演出昆曲剧目或新编戏，如《金雀记》《梳妆跪池》《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后来则演过《庆顶珠》《玉堂春》《四郎探母》等，其他名伶演出的有《奇双会》（陈德霖、红豆馆主）、《四郎探母》（尚小云、高庆奎、马连良）、《玉堂春》（程艳秋，即程砚秋）、《兴汉图》（余叔岩）、《芦花河》（王凤卿）等，从中也可见社会上层的戏曲趣味和不同世代伶人地位的变化、剧目的更迭。

以上列举的春节期间宫廷及公府、会馆的戏曲演出及各种堂会演出，除了娱乐以外，还有酬答之意、联谊之功。组织者非富即贵，或为具有经济实力的组织，所以在演出安排上大多不太考虑营收，也不一定遵循戏界的演出习俗甚至禁忌，有时候只追求名角名剧，不惜花费巨资，但职业戏班在城乡的营业性演出必须考虑市场反应，并遵循行业习俗。

齐如山《谈元旦戏》中提到，从前戏界有一种看法：“他们以为大年初一，必须演戏，倘这天不能演戏，则这一年不顺适，所以非演不可。比方初一演过之后，初二便无班可搭，他也认为没有大关系，而且有许多老年的脚色，一年不一定演几次，可是初一也要登台。还有许多青年脚色，须到各处拜年，酬应非常忙碌，但是无论多忙，这天也得到戏馆子。”这当然是一种行业从业人员约定俗成的心理。大年初一戏院开市，当日演出的戏，因为演戏、观剧的人忙于拜年，所以一般演出时间比较短，前面还有开台等礼俗，不过只要成班演出，总还能赚钱。另外，春节节庆并不在初一一天，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戏院上演吉祥戏，符合观众节庆之期的观剧心理，收益上也颇为可观，所以戏班中人也把这个时间段看做“掘金”期。

按照戏曲研究者、民俗研究者搜集的资料和研究显示，旧时春节期间演出较多的戏码有《红鸾禧》《御碑亭》《定军山》等，有些改换剧名在春节演出，以突出吉祥喜庆之意，比如由《刘备招亲》《回荆州》改的《龙凤呈祥》、由《御碑亭》改的《大团圆》等；有些演法做了调整，比如《红鸾禧》，较早的演法，先出场的是红鸾星，给观众送吉祥，随后上莫稽，后来改为一开场就上莫稽。春节期间一般不演出含有“杀”“死”情节、“鬼怪”元素的戏和风情戏。

作为伶界大王，梅兰芳在春节期间演出的剧目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他个人艺术生涯的发展特点。从《梅兰芳艺术年谱》记录的梅兰芳的营业演出看，1927年至1932年，他在春节期间演出的剧目有《贵妃醉酒》《汾河湾》《花园赠金》《彩楼配》《武家坡》《御碑亭》等。这些剧目大多是春节演剧常见的。从1934年起，梅兰芳在正月的演出，即有演出个人代表作的趋势。1934年正月初六到初八分别是《宇宙锋》《贞娥刺虎》《霸王别姬》，1936年从腊月二十六开始，梅兰芳在南京大华戏院演出，演出剧目有《凤还巢》《王宝钏》《苏三起解》《贞娥刺虎》等，其中《苏三起解》《贞娥刺虎》演出两次。1949年以后，春节期间，梅兰芳除了参加文艺联欢演出，1950年在天津演出剧目为《贵妃醉酒》《奇双会》，1952年在大连演出剧目为《贵妃醉酒》《奇双会》《霸王别姬》《宇宙锋》等；1953年在天津演出剧目为《贵妃醉酒》《奇双会》《霸王别姬》《凤还巢》等，从剧目安排上看，固然有个别应节戏，但大部分已经是他的成熟代表作。

过去的乡村春节演剧，虽然可能有一些职业戏班、半职业戏班落乡演出，但业余戏班还是主流。业余戏班的表演水准参差不齐，演出场所就地搭台而成，条件有限，但是并不妨碍乡村观众的观剧热情。当然，知识阶层对乡村演剧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其“丑拙不可忍”“村优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刘献廷《广阳杂记》），也有的虽然认为“村笛呕哑，不甚耐听”，但还能进行客观记录，并对部分绝技发出赞叹（杨恩寿《坦园日记》）。

春节期间，我国民间演剧和观剧的热情一直不减，即使是战乱时节，或者传统文化艺术遭受破坏的特殊时期，也有“暗流”涌动，一旦社会恢复正常秩序，这种需求就极大释放。“文革”结束后，知名艺术家及传统戏逐渐重现舞台，有些出现在春节文艺活动中，比如1979年春节，《人民日报》刊发了俞振飞、刘斌昆等老艺术家出演《金玉奴》的报道。此外，京剧传统戏《龙凤呈祥》《玉堂春》《秦香莲》等恢复演出，戚雅仙、毕春芳的越剧《白蛇传》、杨华生、笑嘻嘻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淮剧《三女抢饭》等也出现在节日舞台上。

从清代中叶以来，世易时移，节庆民俗变化不小，戏曲的生存和发展也有了很大变化。当下春节期间的都市演剧、国家级剧院团的排戏趋势，一方面注重安排应节戏，一方面也着意演出经典传统戏，还精心组织名家荟萃类演出。以2023年春节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演出为例，正月初一为“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正月初二为梅、尚、程、荀经典折子戏《穆桂英挂帅·捧印》《失子惊疯》《柜中缘》《锁麟囊》（选场），正月初三为《大探二》《三岔口》，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乡村的春节演剧，从各地的报道来看，除了文化部门扶持的“送戏下乡”外，不少民营剧团都努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抓住春节这个乡村人口短时间高度集中、市场需求相对旺盛的时机，多接受演出邀约，增加演出频次，乡村自娱自乐的演出也相对较多，体现了戏曲的生命力和春节这一盛大传统节庆的文化吸引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