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演出社会时事题材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宋元时期就有相关戏文，明代《鸣凤记》传奇以夏言等十位大臣前仆后继反抗严嵩的事迹为题材，开明清时事剧创作之先河，其后有表现明末东林党人反对阉党擅权的《清忠谱》，表现南明遗事的《桃花扇》等，都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的精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剧目政策下，诞生了一批书写时事的优秀现代戏作品。譬如反对包办婚姻的评剧《刘巧儿》、讲述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豫剧《朝阳沟》、表现女性追求婚恋自由的吕剧《李二嫂改嫁》等。改革开放后，中国戏曲事业再次迎来了繁荣发展，以真人、时事为题材，以当代生活环境为背景，反映社会矛盾的戏曲佳作频出，如扬剧《皮九辣子》、萍乡采茶戏《榨油坊风情》、川剧《山杠爷》、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等。

“当代”已成为“传统”，一方面显示出戏曲这一艺术形式自古以来便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则为传统戏曲形式表现当代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当代题材的戏曲创作通常表现什么样的内容？与之对应的是怎样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当代题材戏曲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英模人物（或英模人物原型）为主人公的作品，如豫剧《焦裕禄》《村官李天成》、上党梆子《申纪兰》、沪剧《敦煌女儿》。这类作品需通过有限的舞台演出时间表现跨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物经历，往往以线性叙事法将典型事件串联起来。另一类则是以一位或一组因亲缘、地缘、事缘等关系扭结在一起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其个人生活以小见大地折射社会问题，如表现土地转让等问题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表现乡村振兴的彩调剧《新刘三姐》，甚至包括小到聚焦骑车撞人逃逸事件的越剧《钱塘里》。相对前者的严肃性，第二类作品的闹热性、趣味性以及剧种个性更强。而就其创作主旨来看，这些戏曲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抓住了“人”——既抓住了人物的情感，塑造了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甚至有缺点的人物形象；又抓住了观众的情感，关注、叩问并呈现着生活在泱泱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何所思、何所求、何所为、何所得。

戏曲艺术来源于生活，当代不断发展的生活内容必然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创作一部用戏曲形式表现当代生活的佳作是不易的，如何寻求传统形式与当代内容的和谐统一是当代题材戏曲创作的一大难点。传统戏曲表演以程式为基本单位，若干组程式可在剧情统筹下组合成一套动作用以完成人物行动。但传统程式中常用的诸如骑马、坐轿、乘船、水袖、踩跷（模仿古代女性缠足的形态动作）等程式与当代日常生活不能相匹配。部分涉及衣食住行的通用程式诸如喝酒时以袖遮面，女性走路时行不露足，开关门时迈过门槛、拔插门闩等动作，显然也无法用来切实地表现当代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代戏曲创作者重新构建程式，创造了自行车舞、轮椅舞、电话舞等“新程式”动作，抓住了戏曲艺术综合性、写意性、节奏性、抒情性等特征，将人物心理活动以歌舞的形式展现出来，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但是，这些“新程式”动作并未像传统程式一样，在不同剧目的相同场景中被因袭使用，更未被统一成为衡量演员专业技艺的固定标准。

近年来创作的戏曲作品趋向于将传统戏曲程式拆、择、化、变，融入以人物心理为依据的动作之中。豫剧《村官李天成》中，李天成忙于为村里办厂致富，却发现村里年迈的老人仍在用带血的袢绳在黄河滩拉砖挣钱，他接过沉重的砖车，在艰难拉车前进的过程中化用滑跪、蹉步、翻身、摔叉等一系列程式动作，表现外在行路的艰难与内心的自责愧悔。上党梆子《申纪兰》中，申纪兰为了争取妇女与男性同工同酬，主动接下上山放羊的任务，荒山飞沙迷人眼，她将蹉步、平转、乌龙绞柱、耍鞭等程式组合在一起，生动展示了荒山牧羊之险阻与人物决心之坚定。小剧种或相对年轻的剧种的表现形式则更为灵活，彩调剧《新刘三姐》将时代元素放入山歌，又将山歌融入唱词，新颖而隽永，“欲说还休理更乱/旧事如麻缠一团/要买火星游览票/谁收古旧老铜钱”，并将传统撑船工具竹篙与电动平衡车同时搬上舞台。越剧《钱塘里》通过演员的虚拟动作载歌载舞地表现了乘坐公共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场景。新的表现形式不仅拓宽了现代戏的演出空间，也有效避免了不同剧种的同质化。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戏曲这一中国传统文艺形式恰如同时代的镜与灯，折射着所处时代的现实与光彩，同时也担负兴观群怨的重要任务。而从戏曲自身发展来看，当代题材的戏曲创作在跟随时代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也为古老艺术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