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积淀深厚、形式多样，生动形象地展示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具有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发祥地之一，戏曲剧种多，戏曲名家多，戏曲文物多，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在我国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壹 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我们更多是赞成四层次说，即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变化最快的是物质层面，最慢的是思想与价值层面。

现实社会中对文化的定义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22年底，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含“急需保护名录”）的项目已达43个，也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戏曲类有昆曲、粤剧、藏戏、京剧、皮影戏等。

贰 山西的戏曲

中国戏曲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不论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京剧、皮影戏等，还是一直被华夏儿女视为传统艺术精粹的各种地方戏曲，又或者是曾经活跃于瓦舍勾栏及庙台广场的杂剧和上演于红氍毹与茶园酒楼的传奇，都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在近千年的戏曲发展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物质遗存，它们在默默地述说着戏曲昔日的繁华，展示着其曾经的风采。戏剧对于人类而言堪称“文艺活化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艺样式可以替代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中国戏曲传承五千年中华文化之精髓，集诗歌、音乐、舞蹈、技艺于一体，充分展示了中华辉煌文化的永久魅力，承担着弘扬民族精神、传播历史知识、宣扬道德标准、确立价值取向、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职责，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

山西是中国的戏曲大省，这里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金元时期戏曲繁盛中心之一。诸宫调被誉为中国戏曲音乐（南北曲）的共同源头，而作为其首创者的孔三传亦被誉为中国戏曲音乐之鼻祖，是北宋时期的泽州（在今山西）人。元杂剧是中国戏曲史上三大高峰的第一峰，在元代全国有五大杂剧繁盛中心，即大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东平（今山东）、平阳（今临汾）、杭州。

中国戏曲史上有两大戏曲音乐体制，即曲牌联套体和板式变化体，这两种体制的创立与传播，山西均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孔三传就是曲牌联套体（南北曲）音乐体制共同源头——诸宫调的创始人，而板式变化体（板腔体）的共同源头则是山陕梆子。2017年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戏曲剧种有348个，山西就有37个，所占比重一目了然。

山西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戏曲文物大省。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戏台——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戏台，还有元代戏台10余座。同时，山西也是全国古戏台遗存数量最多的省份，文物部门统计有3719座，有关专家统计有3515座。山西现存戏曲碑刻数量在全国最多，部分时期的碑刻为山西独有，如刊立最早的北宋舞楼碑刻，共有6通，这也是全国各省区中唯一的遗存，全部保存在山西境内。山西的戏曲绘画以寺庙、墓葬壁画与木版年画最为著名，其中洪洞县广胜寺镇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更是驰名中外，堪称戏曲领域中的国之重宝。侯马、稷山金墓戏曲砖雕从数量、质量上堪称一流。此外，芮城县永乐宫潘德冲墓元代石棺前档杂剧线刻，襄汾县丁村清代民居戏曲木雕，平遥县集泥塑、纸扎、彩绘于一体的清末“纱阁戏人”，孝义、曲沃等地的皮影均别具特色。

叁 戏曲中的文化内涵

山西戏曲里的忠义精神，以《赵氏孤儿》与关公题材系列为代表，因为他们的故事发生地与人物都在山西。

《赵氏孤儿》讲述了一个搜孤救孤的故事。韩厥、公孙杵臼、赵氏孤儿三个人物的活动，代表了矛盾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用程婴作为贯穿始终的纵的线索，结构紧凑严整。全剧洋溢着一种悲壮的复仇精神，志士仁人为了正义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表现了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意志。这个戏还被译成了法、英、德等国文字，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剧中英雄心存正义，头顶阴霾，向着死亡挺进。这是一群为挽救无辜而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的人物，使之成为一部正气浩然而又壮阔激烈的大悲剧。作者纪君祥是从善与恶、忠与奸、义与利的道德准则来评判人们的行为，是以道德的普遍精神来理解生活。剧作家心中，韩厥、程婴、公孙杵臼是完美无缺的精神偶像，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理想化身。在这些正义捍卫者身上，跃动着作者自己的精神活力。

元杂剧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大王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义勇辞金》，南戏有《古城记》，京剧有《桃园结义》《古城会》《单刀会》《华容道》《灞桥挑袍》等，蒲剧有《三结义》《虎牢关》《白马坡》（《斩颜良》）（《观春秋》）《挂印封金》《古城会》等，都是关公题材。

一些剧目侧重表现战将关公的忠义精神，比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关公上场自我介绍是这样的：“平生正直刚强，文武兼济，喜看《春秋》《左传》，观其乱臣贼子，心生恼怒。”《春秋》是关公奉行忠义的思想依据，而忠义精神的实践则集中体现在关公辞曹归汉的情节中。元明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义勇辞金》《关云长古城聚义》与南戏《关大王古城会》《风月锦囊》中《三国志》之《甘糜二妇下徐州》《独行千里》等剧，分别对这一情节进行反复的演绎，关公基于忠义精神的道德典范性也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以《关云长千里独行》为例，对关公形象的概括以刘备的一段宾白为代表，其文曰：“想兄弟您为俺三房头家小，您不得已而降曹操，你虽身居重职，你不改其志，此为仁也；你不远千里而来，被张飞与某百般发忿，兄弟你口不出怨恨之语，为义也；你弃印封金，辞曹归汉，此为礼也；不一时立斩蔡阳，此为智也；你曾与曹操言定三事，听的某在此，你将领家小前来，不忘桃园结义之心，此为信也。据兄弟你仁义礼智信俱全。”

其次，一些剧目则突显关公的战将形象。在元明杂剧、南戏中，战将关公的道德修养主要体现在对刘备的忠义上；在明清传奇中，其道德修养在原有基础上又出现了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华容释曹”情节的演变中，并在《补天记》一剧中发展到极致。“华容释曹”出自《时调青昆》之《赤壁记·华容释曹》《草庐记》和《鼎峙春秋》，皆演关公在赤壁之战中负责在华容道埋伏以截杀曹操，却冒着违反军令被杀的危险，放走了曹操。在以上三剧中，《赤壁记》与《草庐记》的作者为明代无名氏，《鼎峙春秋》的作者为清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周祥钰、邹金生等人，这些作者虽属于不同的时代、社会阶层也未必相同，却共同推动了华容释曹情节的道德意味明晰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与关公文学的众多叙事互动中，关公戏以其日臻完善的审美创作与广泛的审美接受基础，成为卓尔不群的超然一派，为中国传统戏剧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三国戏到小说《三国志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作家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

诸葛亮的一生，连他的敌人也佩服他“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关羽死守下邳，身陷绝境时，就决心为义而死。后来又是从大义出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钱美女所动心。当他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夺关斩将而去。他们的忠义观念、道德品格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仅忠于“正统”的刘蜀，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

他们的“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因此，《三国志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山西运城）也。乃汉末名将，力助汉鼎，威震华夏。关羽生前曹操表封为“汉寿亭侯”，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后主刘禅追谥关羽为“壮缪侯”。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加晋封号“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清世祖奉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历代统治者先后对关公进行了20余次追封；尊武帝与文王、孔子并列，享关庙与孔庙并祀，武圣与文圣同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交相辉映、和谐统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虔诚敬奉，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兵家奉为武圣，商家奉为财神，民间奉为保护神，儒释道三教奉为护法神，视关帝为无所不能的全方位神明。其忠义仁勇的道德品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关公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

爱国以忠、生利以义、爱人以仁、担当以勇、立世以信，成为世人的立身之本、做人之本、立业之本、经营之本。“忠义、仁勇、诚信”的关公精神，有助于改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建设，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育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关公身上得以完美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范，既是儒家文化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维度的伦理道德，又是公正无私、充分反映社会正义的崇高精神。关公文化是我们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文化符号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文化标识。

（本文主讲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车文明，文字整理：闫书敏、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