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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民歌运动: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

2020-04-13 发表|来源:文艺报|作者:周玉波

此前论者所说的近现代民歌运动,多指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的歌谣收集整理运动,其实不尽全面。近现代民歌运动历时半个世纪,北大收集整理歌谣只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件。这个运动持续时间长,有发起人,有代表性事件,有具体纲领,有阵地,有成果,而且对后世影响显著,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切意义上的近现代民歌,是指1900年至1949年间各地流行的民歌,1840年至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期。1900年代,以醒民救世为目的,梁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收集刊载民歌、拟民歌;上海报人张丹斧与钱芥尘,更是创办杂志《灿花集》,专门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宗旨的时调俗曲,可以视作近现代民歌运动的起点。1900年以前的民歌俗曲,只是传统韵文的配角,是以民间身份,扮演着隐性文化、亚文化的角色,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辉煌,也即不可能走上文学活动的舞台中央,即使是被称为“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亦不能外,《诗经》是特例中的特例。1900年代,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应用已经成熟,与此相呼应,中国近世报刊业开始发韧,受众面逐渐扩大。因为民歌时调来自民间,天然地具有易于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特点,因而成为文人借助全新传播手段(报刊等出版物),向民众灌输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新思想的载体,民歌自此开始介入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并扮演重要的角色,近现代民歌运动的种子开始萌芽。

1910年代,知识分子倡议“到民间去”,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征集整理“近世歌谣”。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920年代,《歌谣周刊》创刊发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歌谣收集与研究工作,民歌有助文化启蒙与文学发展、社会改良的作用,得到空前重视,民歌俗曲的传播与接受日新月异,继北京之后,上海各书局竞相编辑、出版民歌时调集。据笔者个人所见,1920年至1949年,30年间由上海出版的以“时调大观”“时调新曲”等为名的民歌集达100余种300多册(其中一种《时调大观》全套50册),发行量无法统计,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以为,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的世界上,唯有民歌依旧保持了早期诗歌的道德效力,因为它以口相传,和曲吟诵,并负有实际功能。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近现代民歌体现了鲜明的“道德效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空前紧密,民歌不再是“私情谱”的代名词,它在保持原有言情特色的同时,强势回归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采诗观风”干预现实的传统,实现自身的转型。事实证明,近现代民歌的转型,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息息相关,相辅相承,也即民歌是推动近现代社会文化进步的有生力量之一。

在此过程中,民歌的内容与研究都呈现多样化色彩。研究方面,以《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人是以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方式与理念整理研究民歌俗曲。内容方面,《时调大观》一类出版物中,既有《孟姜女过关》那样的旧调,也有《烟花女子叹十声》《怨郎十叹》《探清水河》一类揭露社会不公、倾诉男女悲情的哀鸣,更有《劝青年十杯酒》《救国五更调》《倡用国货五更调》一类醒民救国的响亮篇什,社会新闻人物如康小八、阎瑞生、王莲英、蒋老五等的惨痛遭际频频被编入民歌中供人传唱,警示世人。民歌本身的发生发展,思想文化思潮的裹挟,进步知识分子的鼓吹推动,在文学史、文化史、音乐史的多重场域中,近现代民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已经具有完整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运动的意义。

一是纲领。近现代民歌运动有纲领。如《新小说》《绣像小说》《灿花集》等所说的采撷时事,醒人耳目,移风易俗,以补时艰,即是明确的纲领。运动进行过程中,纲领得以修正,内容有所补充。1922年,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称征集研究歌谣目的有二,一是学术,二是文艺,文艺排在学术之后,概因其时西学东渐,风云激荡,亟须建构新兴学科如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歌谣恰好是最可利用的工具。1936年,胡适在为《歌谣周刊》所拟《复刊词》中,则重点突出文艺的作用:“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时隔10多年,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势危如累卵,民族存亡未卜,一切文艺、文化均成为宣传与鼓动的工具——同是工具,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民歌运动承担的使命随形势发生变化,亦在情理之中,此时若仍强调学术优先,才是不合时宜。但是“文艺的作用”,仍在先驱者所说“以补时艰”的范畴之内,梁、黄等人倡导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文艺救世的内容,其在《新小说》设立“杂歌谣”专栏,也是细化其文学观念的举措之一。

二是代表性人物。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可分三类。一是自觉的倡导者、引领者,如上说梁、黄、陈、张,他们有着明确的理论主张并身体力行,起到了旗帜与标杆的作用。二是积极的推动者、参与者,如周作人、鲁迅、胡适。某种程度上,推动者、参与者扮演的是接力的角色,缺少他们,运动或会难以为继。三是以实际的工作,为民歌运动开拓疆域夯实基础者,如郑振铎、顾颉刚、朱自清、胡怀琛、钟敬文诸公。郑、顾等先生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专业化层次与学术水准。

三是阵地。新兴报刊如《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灿花集》《歌谣周刊》《民俗周刊》,包括为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刊发征集歌谣声明的《晨报》副刊、《新青年》等,成为近现代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它们为民歌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发布、为民歌运动鼓吹参与者声音的发表,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支撑。

四是成果。以数量论,仅我所得这50年间的民歌时调出版物,即有2000余册,汰除重复,存世数量仍然惊人。个人著述有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朱自清《中国歌谣》,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刘半农、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半农、常惠《北京小曲百种》,李家瑞《北平俗曲略》等。这些著述,确立了民歌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学科地位。

五是影响。既是运动,必须持续一定时间,有一定的覆盖范围,对当时乃至后续时段的文学、文化、社会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近现代民歌运动前后持续半个世纪(若是加上准备期,则达百年),范围遍及全国城乡,发起者、参与者有知识分子,更有普通民众,既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民歌传播接受运动,也是一场多学科融合互动的学术运动,同时还是有着实践意味的文化启蒙与社会改良运动,由李景汉、张世文编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定县秧歌选》等系列著述,即是民歌参与文化启蒙社会改良进程的实例。

近现代民歌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以为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主张“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彩。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笔者所说的近现代民歌运动,与洪著所说“民间文学运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洪著云民间文学运动为“‘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当然合乎史实,私意近现代民歌运动的余波,实际上可顺延至“大跃进民歌”时代。对“大跃进民歌”固然有不同的评价,而其为现实服务、为时代发声的主旨,与近现代民歌运动先行者以民歌干预社会文化进程的用心,何其相似乃尔。不独如此,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传统民歌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总结近现代民歌运动的背景、得失、意义,对新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落地,仍然具有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