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剧院创作演出的评剧《母亲》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件真实事情。一位英雄的母亲，先后将自己四个孩子和丈夫送到前线，全都壮烈牺牲。就连最小的吃奶孩子，也为了掩护众乡亲和后方医院安全，不得不献出幼小的生命。编剧刘锦云、导演张曼君是当今国内最为著名的艺术家，由国家级的一流剧团演出这出感人至深的戏曲，不能不令人称赞。

母亲，原本就是人类崇敬的女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面对嗜血成性的日本强盗，面对残酷的侵略战争，面对山河破碎的家园，做为女人的母亲没有退缩，没有屈服，而是义无反顾的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前线。这样可敬的母亲，这种可贵的精神，其实用任何言语都是无法表达出来的，无论多么赞美的词句、多么颂扬的歌声，在这样胸怀大义的母亲面前都显得那样的苍白，那样的无力；无论用多么震撼的比喻，都表达不出她的伟大，她的情怀、她那颗对祖国、对儿女的火热的心。

的确，编导在表现这样一位伟大母亲的时候，也用了平常戏剧不一样的手段，不一样的场面，将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女性摆到了观众的面前。戏曲，向来是用情节讲述故事，通过故事塑造人物，再用人物抒发感情的。而《母亲》中，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是人物的思想感情带动了故事的发展，塑造了人物的个性。这种对戏曲舞台艺术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恰好将“母亲”的内心世界做为了剧目的主线，使观众在母亲的情感里不由自主的受到了洗涤，受到了感动。这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手法，为我们戏曲艺术展现了一块从未有过的新天地，原来戏还可以这样演？

戏剧，要有戏剧冲突，是人物的戏剧矛盾冲突在舞台上的艺术表现，才使观众获得观赏性的。而在《母亲》中，我们没有看到做为对立面的残忍丑恶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出现，可是，我们又时时处处感觉到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的存在。无论是天真姑娘喜鹊的死，还是战场上母亲的两个儿子的牺牲、丈夫在支前路上的倒下，无不是侵略者罪恶的后果。就连尚在襁褓之中的小仔的死，也是那样的令人心疼，令人愤恨鬼子的暴行。而这些引起剧中人物和现场观众无比愤怒的鬼子，其实并没有在舞台上出现。这些畜生没有出现，却给我们留下了比出现更加令人憎恨的形象。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犯下的罪行，是任何场面都无法表现、诉说出来的，罄竹难书在这里是最准确的表述。编导满足了观众的心情，满足了观众的情绪，同时也把全剧的戏剧场面，都给了剧中的人物，给了不屈的中国人民。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没有资格出现，这就是编导要告诉观众的想法和愿望。

舞台，一块沉重的巨石从开始就压在苦难的百姓头上，又何尝不是压在观众心目中的梦靥。随着这个石块的旋转，《母亲》把我们带到她的家乡，带到她被日寇关押的“人圈”，带到失去小仔的山洞，带到反抗日寇的战场，也把我们带到取得胜利的时刻。这块巨石，既象征了侵略者的压迫，也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如磐石的决心。岂不是在告诉观众，无论多么沉重的压迫，都动摇不了我们反抗侵略的坚强信念！

群众，无数像母亲那样的群众，是母亲的化身，也是人民的化身。反抗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胜利，正是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从他们身上力量源泉的汲取。他们是舞台上的歌队，也是受侵略者侮辱的百姓，更是团结起来打垮鬼子，迫使其无条件投降的士兵。这些群众在舞台上的出现，也是代表了走进剧场观众心情的展现，台上台下，其实我们何尝不是中间的一个成员！戏剧的魅力不就是要观众和剧中的人物成为一体，共同完成二度、三度创作的吗？《母亲》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体验。

艺术，在《母亲》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在欣赏《母亲》的时候，既看到了不算古老的评剧艺术的过去，也感受到了中国评剧走到今天的温暖；既发现了戏曲艺术传承，也看到了戏曲走向未来的蓝图。《母亲》中的对白很少，几乎所有人物的情感都是靠唱腔表现出来的，这是戏曲艺术的传统，也是避免戏曲现代戏出现“话剧加唱”的正确手段。但是这些唱段的出现又丝毫没有减缓戏剧情节和场面的进展，现代舞台艺术的快节奏的手法在剧中有了恰如其分的崭露。就连抗战胜利的场面，也是用无声的人物动作出现，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准确效果。试想，一位亲手把自己孩子捂死的母亲，对胜利的锣鼓能激动吗？还有什么比用自己的手，掐断自己孩子生命的震撼来的更强烈呢？母亲，说到底是人，不是神！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普普通通的人，此时的胜利对她失去孩子的痛苦已经无足轻重，所以才更显得这位母亲的伟大。

思考，山西的戏剧工作者，在这样的题材面前，这样的艺术创作面前，在这样浸透编导艺术心血的《母亲》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呢？

真心希望和大家共勉！

原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晋剧艺术网顾问   王笑林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