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一般人都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早于“王西厢”的金代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那么要说崔张爱情故事的来源，还得说最早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凄惨的爱情故事，有考证认为《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作者元稹的化身。这三个版本的流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进化，从《莺莺传》的悲剧，在历经了“董西厢”的演变过程后，最终以王实甫团圆的喜剧结局，实现了从被封建礼教制约、对封建礼教的自我突破、以及最终封建礼教的妥协，实现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随着在社会思想、影响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进行的审美转换。换而言之，《莺莺传》是悲剧，《西厢记》是喜剧，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对《莺莺传》和“董西厢”的继承和发展，是从一个描写被束缚到给予情节自由解放的演变过程。

王实甫的《西厢记》艺术思想上的成功也很大在于剧作家敢于肯定剧中所存在的反封建精神，在剧中为反封建礼教的行为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2月17日晚，观看了由山西省运城市蒲剧青年实验团演出，根据王实甫原著，韩树荆、杨焕育编剧，韩树荆、郭关明导演的小梅花版《西厢记》。我认为，这版剧本改编的以悲剧结局的《西厢记》，是一部表里不一的《西厢记》，因为这部戏虽然沿用了“王西厢”中对《莺莺传》、“董西厢”的情节改进部分，也如“王西厢”一样着力展现了封建礼教下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但它的结局仍然是以悲剧收场，崔母最终还是把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拆散了，崔张的爱情向往依然被封建思想、封建礼教而打败，结局还退化回了《莺莺传》在封建礼教下拆散了崔莺莺与张生的价值观念，这与王实甫《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主题是不吻合的，这样的改编是不符合王实甫《西厢记》的审美精神的。

“王西厢”中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主题立意、崔莺莺和张生爱情婚姻圆满的结局早在封建时代金代元代就已经进化演变了而被观众接受了，而且使《西厢记》的故事广为流传，那么作为当下在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的改编仍然要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向往追求的事物结局拆散，将这样的价值毁灭，仍然传递这种自由恋爱被封建思想所限制左右的情节，仍然要将这种被封建思想左右的遗憾而延续，崔莺莺与张生所追求的权利仍然得不到幸福与胜利，仍然让人痛苦而得不到喜悦，所以我对这样的改编不敢认同。这样的结局所体现的价值观就像剧中的崔母一样封建顽固，它的结局仍然是体现着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与婚姻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对于崔莺莺与张生这样对爱情解放的追求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而不应是仅仅在否定其结局的前提下将其自由思想不痛不痒的体现。

看了全剧我认为舞台呈现是非常精彩、特别精彩的，无论从演唱、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都可以说是质量上乘，尤其是几位小梅花奖演员，表演十分成熟，非常值得点赞。运城市的戏曲事业发展的好，青少年戏曲演员培养的更好，据前几年从省剧协获得的数据，以及中国晋剧艺术网在近几年小梅花评比中的累积，我们山西的小梅花有180多名，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上的数据运城就有38名，可见运城戏曲和蒲剧艺术的演员后辈梯队建设是十分完备和优秀的。

唯独让我遗憾的就是该剧的悲剧结局。当然该剧呈现中有很多具有喜剧效果的演唱念白和表演，但这和该剧的主题立意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究竟是反封建还是被封建是有极大差别的。 其实从目前该剧的情况看，该剧结局向喜剧式的圆满转换是比较容易的，并非会引得“伤筋动骨”。

其实在王实甫《西厢记》中的长亭送别也是令人悲伤的，但这种的悲伤并不代表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婚姻发展形成了悲剧，而是崔母答应承诺了张生只要张生科举高中就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所以这仅仅是暂时的离别，崔母的许诺是给予了他们爱情婚姻的未来的，这样的承诺也已经很难得，足以以让人喜悦。所以我建议把崔母在烤红后的态度由现在的坚决拆散，变成王实甫《西厢记》中面对红娘所讲述的在“生米做成熟饭”的无奈情况下，允诺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发展，并鼓励张生上京赶考，科举高中后为他们完婚的结局。王实甫《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奴役角色的精神领袖，正是因为红娘先进的思想，不仅仅充当了协调员，而是有意的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来假意说给崔母，机智的促成了崔母对崔莺莺与张生二人爱情产生妥协和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