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晚，观看了运城市蒲剧团创作演出的《枣儿谣》，这是我第三次看这出戏了，第一次是两年前在运城河东会堂，第二次是在去年去稷山观看的稷山县蒲剧团移植的《枣儿谣》。

蒲剧《枣儿谣》讲述了“大清义民”吴伯宗在吴母的教导和临终嘱托下，在枣儿谣的影响下，艰苦历经十八年，辗转十七省，最终寻找到他的两位弟弟，同时也因积劳成疾死去的历史上确有的真人真事的感人故事。这样的故事作为戏曲作品进行演绎，难就难在吴伯宗寻弟的过程是漫长而枯燥的，全剧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主要贯穿的具有戏剧性的冲突与矛盾，而只能是在展示寻弟的过程、悬念上多下功夫。然而寻弟的过程又十分漫长，有限的舞台时间如果想把吴伯宗寻弟路途的情节表现的非常饱满，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寻弟过程的叙事受到了限制，这个悬念要想顺理成章的交代好，也很不容易。但从全剧的呈现来看，主创人员对这些难点都在尽力的克服了，吴伯宗决心寻弟的信念在剧中强调的极为坚定，整个吴伯宗寻弟的过程有总有细，用有限的舞台时空把这个故事完成的比较不错。

我认为该剧最大的亮点和出彩之处，就是蒲剧表演艺术家王艺华对主人公吴伯宗的精彩演绎，尤其是对剧中吴伯宗感情世界准确、恰到好处的把握。吴伯宗这个人物的感情色彩在全剧大多都是十分悲急交加的，这样人物的感情世界极容易被表现得“撒狗血”，但该剧并没有，王艺华对吴伯宗的演绎内心充实、表现准确，恰到好处。东汉时期的哲学家桓谭提过，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也。无真情，焉能动人。正是由于剧中吴伯宗的舞台演绎同该角色所应富有的感情色彩相恰恰地匹配，形神合一地把吴伯宗的舞台形象塑造“活”了，才使该剧的舞台呈现具有了如此感人的艺术震撼。

明末学者程登吉的《幼学琼林·兄弟》中有言，世间最难得者兄弟。吴伯宗对其两个弟弟的强烈责任感和动人事迹，可谓“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之人。该剧彰显了主人公吴伯宗矢志不渝的兄弟情义，弘扬了孝悌的中华传统美德，同时也体现了信念的坚定在事物成功的重要性，这在今天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我在此也对舞台呈现细节提一些建议。比如在第四场舞台右半部分摆了满地的叶子道具用来辅助吴伯宗在饥饿交加时刨地吃红薯的行为，我认为这个道具是多余的，我们传统戏曲虚拟写意的手法在《拾玉镯》中把表现喂鸡、赶鸡等生活行为表现的淋漓尽致，而王艺华的表演也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道具的情况下把这些行为极具生活化、形象逼真地进行表达，因为剧词中已经把那边有一片红薯地交代给观众了。另外就是对灯光的不满足，这个剧的灯光运用太粗糙、太简单了，现在的新创舞台剧对灯光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照明那么简单，灯光是具有语言的，如何让灯光为剧情服务，为烘托全剧的气氛情境服务，还应该加强创作。

下面我也想再次强调、多次强调过的剧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太容易修改，但却是极为关键的。

我认为，该剧的情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突出主人公吴伯宗对兄弟情的人格精神时，破坏了吴伯宗人格的完整性，也就是吴伯宗对妻儿的亲情置之不理、不屑一顾的问题。吴伯宗在得知两位弟弟走失后，不听妻子的辩解，听信谣言误认定是妻子将伯祧、伯乐赶走，这样吴伯宗对妻子的不负责任、不尽人情，与枣香在备受流言蜚语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吴门，自己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长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枣香的可怜遭遇反而会被观众很同情。在吴伯宗与枣香和儿子相遇后，解开了之前的误会，对枣香与儿子有亏欠的吴伯宗在刚刚得知其弟在宁古塔的消息后，又立马抛下了妻儿踏上了寻弟的路程，这样的吴伯宗尽管在兄弟情上尽到了，但却很走极端，他在对自己家庭的妻儿来说却是一个极不负责的男人。由此该剧虽然展现了吴伯宗在兄弟情方面的感人形象，却是对兄弟有情，对妻子无情，有“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由此吴伯宗的形象也会其因对家庭妻儿的无情而被人所诟病。

第二个问题是吴伯宗寻弟过程中主动性的问题，尤其是吴伯宗在第二场和第四场所表现的这十五年中，虽然是艰辛的，信念是坚定的，受尽了疾苦，但却是盲目的，相反枣香在家中却得到了弟弟伯祧在宁古塔做苦的消息，由此吴伯宗的寻弟就显得不机智、没有方向。最终能够打探到弟弟伯祧，这个关键点的转折是在枣香身上，而吴伯宗含辛茹苦十五年的外出寻弟可以说没有任何收获。

第三个问题是吴伯宗能够成功寻找到两个弟弟，尤其是弟弟伯乐，捏合感太强。“无巧不成书”，吴伯宗在历史上含辛茹苦寻弟是真人真事，但如何在戏曲作品中显得真实合理，让人可信，还需要在这种戏剧的巧合性中增加他能够寻找到弟弟的必然因素和合理因素，在巧合性中增强必然性、合理性。

蒲剧《枣儿谣》首演两年多来，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其剧的艺术呈现也日趋磨练的更加精彩了。期盼该剧的一些问题能够早日纳入修改提升的日程，使该剧更加完善，早日成为一部新编的蒲剧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