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反朝》是蒲剧传统剧目。原名《归宗图》，亦名《薛刚反唐》，事见《薛刚反唐演义》, 剧写民间故事中薛家将后代薛刚酒醉打死奸臣张泰之子，并失手撕毁先帝影像，招致满门抄斩。薛刚与其妻纪鸾英逃出京城；其兄阳河守将薛猛夫妇，奉旨携婴儿三月姣到京城受死。老臣徐策为保全忠良后代，在法场用己子换走三月姣。十余年后，薛刚夫妇在青龙山、韩山两地聚集重兵。徐策挂画训子，命三月姣赴韩山投奔叔父薛刚。薛刚夫妇率兵围困长安，迫使朝廷除奸，报仇。

该剧自1959年由行乐贤、秦学敏改编，更名《薛刚反朝》后，已然成为蒲剧的经典剧目，且盛名远播。然而，临汾蒲剧院本着艺无止境以及适应观众审美情趣变化的需求，又大胆地对这一已经达到一定艺术高度的经典名剧进行再次改编（特邀中国戏剧学院教授贯涌执笔改编），更名为《洗雪铁丘坟》于2013年上演。从而对此剧进行更为深度的思想挖掘和融入当代价值观念的现实探讨，以使其能够更好的与时俱进、传承发展。

然而，临汾蒲剧院对此剧的两次改编，到底有何不同，而其成功之处又有哪些凸显呢？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谈。

其一，剧中主人公的置换。在对该剧的两次改编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剧中主人公的置换，这使得整个剧演出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原剧《归宗图》中，其主人公无疑是被徐策解救并抚养成人的三月娇，因其身负为薛家满门洗冤报仇之重任，自始至终，他成为整个剧的灵魂所在，其剧目名称为《归宗图》也意在其最终除奸、报仇，由徐家回归本宗。

而在1959年的改编本中，因着重处理故事起因的核心人物——薛刚，而将其集中刻画，成为该剧的主角。首先刻画了薛刚勇猛、刚毅的性格，故而为“祸事”的发端埋下了伏笔，而最为重要和可贵的则是对其敢于反抗的精神的凸显，表现之一：敢于反抗权臣，薛刚酒醉因打抱不平，打死奸臣张泰之子，而失手撕毁先帝影像则纯属无心之失。张台本就是奸相，祸害朝野，还纵其子在外为非作歹，于元宵佳节骑马踏死游人而全然不顾，这岂是薛刚能容忍的，其出手做出为民除害的行为举动而不惜身陷险境，正是其敢于反抗精神的充分体现。表现之二：敢于反抗皇帝。薛刚在惹起“祸端”并连累全家被满门抄斩之后，为了复仇，其最后敢于起兵反抗皇帝，终于逼皇帝让步而降罪张台，此等行为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薛刚还是忠烈之后，却能够打破“世代忠烈”这一先天存在的思想束缚，更突显了他的反抗精神。

而此改编本为了进一步突出对薛刚的刻画，将薛猛作为其思想对立面的参照予以着重描写。薛猛为了尽忠，置父母冤仇于不顾，选择束手就缚，带着妻与子赴京请罪，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被害的命运，此等愚忠之行为，与薛刚对奸臣、皇帝采取的反抗态度，以及迫使朝廷屈服，报了冤仇的结果，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正是有了薛猛这一愚忠形象作为参照，薛刚的反抗精神则更显得光彩照人。

而2013年新改编本则是根据1959年改编本进行的再次改编，新改编本中，将剧中主人公又置换成了徐策。虽然1959年的改编本已然吸收了京剧《徐策跑城》的情节，加强了对徐策的刻画，但“当年为发挥主要演员艺术优势而‘因人写戏’，剧中主要角色各有侧重、各场独立成折、一号人物徐策出场太迟、贯穿性稍欠等实际情况”的客观存在，使得徐策这个核心人物不太饱满，特别是前面刻画、铺垫不充分，而到“跑城”一场人物形象又瞬时异常“丰满”的处理，给人以人物塑造的突兀与断裂之感。为避免和解决这些问题，新改编本则果断舍去了“阳河摘印”一场，增加“保本”一场，让徐策在第二场便亮相出场，并与张台有了金殿动本的激烈交锋，这一改动和处理不仅让徐策这一核心人物能够提前上场以便为后面剧情发展提供逻辑基础，而且在接下来的“兄弟路遇、法场换子、韩山练兵、举狮观图、修书搬兵、跑城除奸”各场中，都能够让徐策这个人物贯穿全剧，一线到底，从而完成对该形象的立体而完整的刻画与塑造，在客观上也使得全剧的结构更为凝练、剧情更为紧凑。至此，该剧的主人公完成了由三月娇到薛刚再到徐策的置换，也使得该剧一次次让人眼前一亮，觉得倍感新颖。

其二，主题思想的更改与升华。由于该剧的三个版本中主人公的置换，导致其所体现的主题思想也是各有不同，特别是后面两次的改编，每次的主题设置都是对前一次的更改与升华，让该剧的思想更为深刻，甚至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特征进行现实探讨，为该剧增添了新的内容表达与解读视角。

在原剧《归宗图》中，其“复仇以及冤屈昭雪”的主题思想贯穿全剧。作为主人公的三月娇，承受着忠烈之家遭遇冤枉的屈辱，承受着老臣徐策“易子救孤”后的殷切期待，更承受着来自传统文化赋予他的文化指令，所以“复仇”成为他的行动必然，而让忠烈之家冤屈昭雪的目的也是与“复仇”相伴而存的，由徐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忠义思想也全然依附于“复仇”这一主题思想之下。

而1959年的改编本随着其中主人公的置换，其主题思想也得以更改，即由原剧立意于归宗、复仇的思想更改为对叛逆与反抗精神的歌颂，当然，复仇的文化指令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占主导地位了。而剧中薛家一门惨遭杀害，无论是由薛刚的“任性”所致，还是张台的公报私仇所为，其最终的指向则是无形的、至高无上皇权与封建权利，正由于此等“王法”的建构与不容挑战，才显得忠烈之家遭祸的随意与必然。而由薛刚所显现出的叛逆与反抗，尤其是对作为“无形杀手”的封建权利的蔑视与反抗，对原剧仅有的复仇主题是一个很大的颠覆与升华，所以说，该改编本在态度鲜明地批判了信守封建愚忠伦理的薛猛同时，歌颂具有叛逆精神的薛刚是其最终的意义指向，从而使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同时，为契合“反封建”这一主题思想，该改编本一改原剧结构之松散，从艺术上也作了较大的加工，尤其是从“结构上突出了（薛刚与薛猛）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和他们不同命运的强烈对比，形成悲剧与喜剧交插发展的独特风格，体现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特征和审美意识。”而悲剧与喜剧交插发展的处理，在客观上能够让舞台有效得实现冷热场的交替与调剂，从而使其观赏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1959年改编本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改编本《洗雪铁丘坟》，其主题更是不同于前者，其在继承复仇、反封建主题的前提下，又重新加入了对人性的考量与反思，以及对充满人间正义与安泰祥和的清明世界的向往与期盼。

首先是对人性的关注，主要是通过“易子救孤”的忠义行为来表现徐策这一人物更为真实化的人性煎熬。虽说徐策为救忠良之后甘愿如此，但原本与1959年改编本中都是将其描写成人物“毫不犹豫、毅然决然”的行进动作，这种处理全然为表达忠义之思想服务，而无人性的考量。而此次的新改编本中便根据当下时代背景以及对幼小生命的个体价值的重视，加入了徐策在剧中出于最为本真人性的不忍、煎熬和出于彰显忠义的文化指令之间的艰难取舍与选择，是的更为复杂与矛盾的人性得到凸显，而这一改动也是为尽量适应当下人们的伦理观与审美需求所做的努力。这样的改编视角在前两者之中都没有明显的体现。毕竟，那是一个幼小的个体，独立的生命，自己的独子（即徐家香火的延续），故而“易子救孤”的行动过程中，徐策除了对“贤夫人舍亲生以命抵命，惊天地泣鬼神令人尊崇”的感慨之外，亦有婴儿被张台摔死后徐策极力抑制的哽咽，黑暗的舞台上一束追光打在徐策惨白的脸上，那发直的眼光下所压制的是怎样的心如刀绞啊。从这一视角出发再来看经典的“跑城”一出， 就不难理解徐策那种出于心底的高兴，其中以帽翅螺旋式回转的表演以及连续吹须的髯口功等绝技表现的正是徐策内心狂喜的外化，但同时也是一种“含泪式微笑”的效果体现，观之心酸夹于其中。

其次是对充满人间正义与安泰祥和的清明世界的向往与期盼。这是新改编本的第二大主题，即使薛家冤屈昭雪，忠魂得到祭奠，即使自己的忠义行为得到了朝廷的赞许与封赏，如剧末演到：

【大太监内：“圣旨下”】

【御林军押张台下，大太监捧旨上

大太监：徐策听旨！英王徐策，一心秉正，匡复国祚，力抵奸佞，置生死于不顾，舍亲子而损生，尽忠尽义浩气恢宏，特加封忠义侯，世代袭封，子孙继承。钦此！

徐  策：【手捧圣旨，百感交集】忠义侯！世代袭封，子孙继承……子孙继承！呵呵，我徐策的子孙在哪里呀？

但亡者已亡矣，又奈如何？那“世代袭封，子孙继承”的封赏，是对徐策赤裸裸地讽刺，但又何尝不是对那个混沌不堪的社会现实的极大反讽呢？如若让此类事情不再发生，还得一个充满人间正义与安泰祥和的清明世界的出现，而“留把丹心忠义守，只愿人间无铁丘”的呐喊，正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向往与期盼。

总之，在当下受到电视、电影以及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冲击下，戏曲作为一种流动的、活态的艺术，需要在此严峻的生态环境中有效的定位自己，如对于蒲剧等地方剧种除了政策性的保护之外，其自身的文化坚守与创新也是谋取发展之路的重要一环，具体到对一部经典戏曲作品的解读与认知，也应该体现在不断改编与超越当中，进而在继承其原有精华的基础上出新，以赢得更多观众的认可与喜欢，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戏曲艺术更贴近时代，与时俱进。在这个意义上，临汾蒲剧院对蒲剧经典剧目《薛刚反朝》的两次成功改编，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作者：段金龙，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