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吉林、安兰编剧，席凯导演，运城市蒲剧团创作演出，王艺华主演的新编清代历史剧《枣儿谣》，是一部表现中华传统中“孝悌”的故事，该剧根据山西运城稷山吴城村一位叫吴伯宗的真人事件改编。吴伯宗为了寻找失散的两个兄弟，18年来吃尽苦头，终于兄弟团圆，但他也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康熙皇帝为了表彰他的义举，钦封吴伯宗为“大清义民”，并赐其金字御匾“兄弟孔怀”。这出戏原本是表现普通百姓家庭里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家长里短的平常故事，但是却使观众看的热泪盈眶、激情满怀。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中言道：“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是告诉大家“人生急当首务者，莫大于孝悌，故人事亲事长，必要尽其孝悌。孝悌乃一件大事。其次一等，多见天下之事，以广其所知，多闻古今之理，以广其所学。知十百千万之数为某数，识古今圣贤之事为某文也。”一个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接下来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学习理解基本的算术和高深的数学，以及认识文字，阅读文学。《枣儿谣》所反映的故事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孝悌”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根源于人类纯真的亲亲之情，生长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族社会之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悌”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约束的功能，而且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孝悌”是为人之本。古文“弟”与“悌”通用，是指兄弟之间，哥哥对弟弟要关爱，弟弟对哥哥要尊重，这叫“兄友弟恭”。孔子“仁”学的基础是人的真情实感，主要内容是“爱人”，出发点和根本是“孝悌”。儒家学说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五种基本关系，这就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称为“五伦”。从古至今，每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大体上都处于这五种关系之中。儒家学说还认为，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挚感情。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真实、最根本的感情。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称为“慈”；子女对于父母的爱，称为“孝”。“父慈子孝”是相互的，父母对子女付出了慈爱，子女回过头来报答父母就是“孝”。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开始，延伸到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信，以至于对天下人广泛的爱，同时要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向他们学习。康熙皇帝也正是从吴伯宗的身上，看到了儒家所提倡的“五伦”之中的兄弟关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环节，所以特别给予表彰和鼓励。孔子对“孝悌”之道有详细的论述，他所倡导的“孝悌”之道，是符合人类的天性的。当前尤其需要继承、改造和升华这种植根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纯真感情的人类之爱，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在家庭生活中，要弘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履行家庭责任，建设和谐家庭。以此为基础，进而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文明新风。做为社会中的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长辈，其次要爱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才能发展到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祖国。《枣儿谣》看似是一出表现兄弟家庭的故事剧，实则内涵的是对家乡、对国家的忠诚与爱心。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兄弟姐妹的人，能够喜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难怪康熙皇帝要表彰他的义举，钦封吴伯宗为“大清义民”，并赐其金字御匾“兄弟孔怀”。而《枣儿谣》所反映的这种思想内涵，不是我们今天同样也更加需要的吗！

有幸观摩过《枣儿谣》的几个版本，从最初的演出到今天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体现了主创人员的良苦用心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用业内行话来讲：“戏是改出来的”，这话一点都不假。比如在最初的一稿中，吴伯宗回到老家在坟地碰到妻子、儿子为母亲上坟，本该全家团圆，但是家没进，饭没吃，又听说兄弟在东北的宁古塔，马上就到东北去寻找。本来这么多年才回来一趟，说走就走，显得非常的突兀。现在改为在河北沧州夫妻相遇，这样的情节比“他乡遇故知”要激动无数倍，因为是夫妻离别十五载后的初次相见，而这十五载的辛劳困苦已经把伯宗折磨的不成人样了，面对自己的妻子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而妻子见到宛如乞丐般的丈夫，其内心的自责和痛苦也更是一言难尽。看到这对苦命人的相见，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在这场戏里，编导又让伯宗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明白了妻子受到的委屈，一家三口在苦难中相遇、相逢，同时也更坚定了吴伯宗寻找弟弟的决心，这些改动都使剧本的情节和人物塑造更加完善。在最初的版本中，三弟吴伯乐成为郎中的戏也没有铺垫，仅仅靠几句唱词表现就过去了，使观众觉得戏不是融合在一起的，而是一块一块的不连贯。现在改为不仅把伯乐如何被人贩子抛弃、如何又被一位郎中相救并学医成才的过程有了详细介绍，也为伯祧和伯宗逃出宁古塔回到家中打下了基础。正是经过编导和其他主创人员数次修改、推敲，才使整个演出更加完善，艺术质量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一部戏的最终完成是体现在舞台上的，是需要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带给观众的。《枣儿谣》的成功和运城市的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的参与分不开。主要人物吴伯宗的扮演者王艺华，原本是小生演员，但是他在本剧演唱中既有小生的高亢，又有须生的深沉，可以说是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把演唱技巧发挥到极致了，通过这出戏的演出，感觉到他的唱腔更加成熟、完美，难怪获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枣儿谣》这出戏不是靠曲折惊险的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把戏剧冲突向观众展示的，而是完全用人物情感的外泄，将“母子情”“兄弟情”和“夫妻情”，也就是剧中所要表达的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孝悌”思想，依靠几大段重点唱段向观众表现出来的。如果演员没有非常成熟的演唱技巧和过硬的艺术表现手段，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王艺华宝刀不老，在年近花甲的年龄段，非常卓越的完成了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实在难能可贵。按常理来说，象吴伯宗寻找弟弟的故事是不容易在传统戏曲舞台上表现的，也就是故事情节同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不容易给舞台艺术打下好的基础，但是在编剧，导演的努力之下，让演员为展示这个故事提供了充分的发挥余地，使这出戏能够产生吸引观众的巨大魅力，实属不易。前半部小生角色的表现是王艺华的看家本事自不待说，后半部无论从造型到人物性格，显然已经是须生，如何表现这个人物，从我个人看，王艺华是突破了自己已有的艺术水平，用介于小生和须生的演唱，赢得观众的好评，实在是不容易。蒲剧是行当区分非常分明的传统戏曲剧种。在蒲剧也就是“蒲州梆子”的影响下，诞生、发展了晋剧中路梆子、北路梆子，甚至影响诞生了河北梆子。说句老实话，蒲剧衍生的这些剧种中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小生唱法不容易获得观众的好评，尤其男小生，能达到观众认可的高水平的演员少之又少，象艺华这样的男小生演员是非常宝贵的。他敢于突破自己，把须生的演唱艺术因素吸收进来，而且同须生比较起来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这种探索精神应该继续下去，要让自己的学生也从中获得收益，使蒲剧小生表演艺术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枣儿谣》中吴伯宗的妻子枣花的扮演者“梅花奖”演员贾菊兰的演出也非常好，她的几段唱腔也获得观众一阵阵的掌声。我觉得好像比过去演出《青丝恨》时放松多了，可能是由于没有了参加评奖的精神负担的缘故吧。这次改版的剧本克服了原先剧本给她的戏份少的不足，有意识的在几场戏中安排了一些唱段和情节，既展示了人物所受到的委屈，又充分给了她展现表演艺术的机会，使观众通过她的表演获得了艺术上的满足。因此，这样的改动是不错的。我尤其欣赏第四场枣花和儿子归来见到伯宗那场戏，唱腔不多，情感丰富，久别重逢的夫妻刚见面又要分离，贾菊兰把枣花的内心矛盾心情展示的淋漓尽致。这也和她原本做功戏就很突出有极大的关系吧。

从目前演出效果来看，戏还是觉得有些拖得较长，应该再精简一些。中间有些场景是可有可无的，比如第二场伴唱中，无数个伯宗身扛大锯的群舞，显然是编导为了表现他艰难跋涉，苦苦寻找兄弟而走过的酷暑严冬、漫长路途，其实，只要在伴唱说明他为找兄弟的艰难就可以了，加舞蹈进去不仅拖了时间，也不美，希望日后要尽量修补、删除这些不足的地方。

《枣儿谣》将参加山西省首届艺术节，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相信运城市蒲剧团一定能够在艺术节演出期间获得圆满成功，为省城的戏曲观众奉献出蒲剧艺术的又一部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