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郑大圣的《村戏》此前在上海放映过多次，但像前天上海影城如此大规模的千人点映场还是颇为罕见。这部拍摄于2015年年底的影片，杀青至今多年，只有极少数的观众有缘和它相见。豆瓣上标注“看过”的观众才1400多人。如今这部电影开启了百城点映的模式，用郑大圣的话来说，希望打通电影和观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当天放映结束后，郑大圣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这部《村戏》，他依然有说不完的话和值得好好述说的回忆。

没有一位职业演员民营晋剧团挑了大梁

《村戏》的故事来自于《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的三篇《村戏》、《花生》和《老路》，郑大圣截取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并进行了自己的再度创作。这是一部有着黑色幽默基调、有些荒诞、有些悲凉的影片，故事里的角色几乎每一个都极富张力，尤其是里面村支书和疯子的扮演者。

郑大圣透露，开拍影片时，他就想好了，不用任何一个职业演员，明星更是不考虑。“演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些明星怎么演得了呢？”郑大圣就到河北井陉附近，希望能碰碰运气。他辗转河北省近九个县寻找理想中的剧团，直到遇上了井陉路德晋剧团，一个民营的小戏班子。

那个团里每一位成员似乎都像给这台戏量身定做的一样，郑大圣表示，这批演员从团长到演员，彼此熟悉，对当地村落的生活习惯很了解，讲得一口方言，都符合他心中的演员形象。就是这么简单，郑大圣把这部影片的命运交给了这个民营晋剧团。

事实也证明，这些演员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郑大圣甚至很感动于“疯子”的扮演者李志兵，正是他剧魂一般的表现盘活了整部电影。

从龟丞相到钟馗苦练一个月为一场戏

前面所提到的李志兵在晋剧团里演的一直是丑角，拿手戏是龙王宫里的龟丞相。而在《村戏》里，最华彩的一段莫过于疯子演的那出《钟馗打鬼》，但戏曲行当里，那个角色是花脸。从来没有演过花脸的李志兵就跟着团里其他几位学，而为了戏里短短几分钟的身段戏，他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郑大圣回忆称，李志兵演了一辈子的丑角，身体有了肌肉的记忆，一时半会儿的确很难改过来。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郑大圣坦言，李志兵有点“入魔”了。开拍时没有他戏的时候，总见他一个人在墙角呢喃，团里的几位同事都过来提醒大圣，“导演，你看看李志兵啊，他状态不太对。”

甚至有一次，大冬天拍摄，屋外很冷，郑大圣想让候场的李志兵去屋里先暖和暖和。“他一口回绝我，说要的就是那种哆嗦的状态，宁愿在屋外冻着。”这个时候，郑大圣才明白，李志兵不是职业演员，但他有一套自己的表演体系。那种“上身入心”的状态让郑大圣着实感动。

而整部戏的最后一场，疯子在吉普车里哭着喊自己逝去女儿的名字，李志兵演了八遍，他哭了八遍，现场的场记也跟着哭了好几遍，“李老师的表演击中了好多人，当时在监视器旁边的我，边在场记单上记边哭，这比在电影银幕上看更真实，你会觉得疯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是真的为他而难过，为他心痛。”

打通与观众最后一公里艺术电影有了新模式

虽然《村戏》的拍摄在筹备资金等方面让郑大圣觉得是一个十足的幸运儿，但真到了放映的阶段，难题随之而来。郑大圣坦言，《村戏》不是那种可以一下子放到市场上，就随其自生自灭的电影。他比喻道，就像公交和地铁的“最后一公里”，《村戏》也需要打通观众和电影的“最后一公里”。

接受采访时，郑大圣坦言，自己拍了一部集齐四个不卖座要素的作品（黑白影像+无明星阵容+农村题材+方言表达），但他很任性地坚持了下来。而在和观众的交流、沟通中，他也发现，其实很多人愿意代入到影片中的时代里去，去感受片中人物的无奈和辛酸。

“我希望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上映，而是可以进行一些艺术电影发行模式的探索。”郑大圣认为，无论针对文艺片很有经验的宣发方也好、艺术院线也好，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艺术电影“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的拷贝到了影院以后，没有人能把这最后一公里跨越了，那是盲投、粗线条的，谁会来进这个厅来看这个海报里的电影，传统的发行方式是不管了、没法管。”郑大圣说，如今，有了百城点映、众筹观影等新形态的出现，更多的观众看到了《村戏》，他们也在自发推荐给更多的人，这样的模式对于艺术电影来说无疑是良性的、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