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天气于初夏而言偏冷，天空中不时落下小雨。5月14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的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戏剧理论家刘厚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实、董伟等领导，以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等戏剧界、文艺界人士到场送别刘厚生。

告别厅外，一副挽联上书“磊落一生，于人于事于心无怨；诚爱一世，对亲对友对己不悔” 。厅内，各地剧协、戏剧院团、高校、研究机构和戏剧界、文艺界人士敬献的花圈满载人们的哀思。大家缓慢步入告别厅，在“长亭外，古道边”的曲声中，向刘厚生作最后的道别。他生前对戏剧工作者的谆谆教诲、拳拳嘱托，言犹在耳。

刘厚生在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令濮存昕记忆犹新。濮存昕说：“当时他谈到市场对戏剧的影响，还有戏剧人才的修养，为此感到忧虑，这两个方面，一是戏剧生态的问题，一是戏剧‘种子’的问题。他的思路敏捷、清晰，观点准确，那篇文章我每每回看，都有所收获。他对戏剧的把握站位很高，但看问题又非常具体，这种境界我们无法抵达，只能学习。他的去世，是我们的遗憾，也是戏剧事业的损失。 ”

5月17日夜里，中国剧协副主席、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从杭州乘当天最后一趟高铁赶到北京。“此前听说刘老住院，我已经约好来看他，我知道见了面，他又会说很多鼓励我的话。 ”茅威涛说，刘厚生早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和越剧结缘，在雪声剧团参与了《祝福》 《梁山伯与祝英台》 《红楼梦》等越剧剧目的创排。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刘厚生一直看着“小百花”成长。“他对越剧、对‘小百花’有着一份舐犊之情。在‘小百花’创立30周年时，他写来贺词，对我们的嘱托非常厚重。 ”

“刘老是最懂我的。他曾说茅威涛在艺术上师承尹桂芳，在思想上师承袁雪芬，并不是说尹先生没有思想，而是以袁雪芬为代表的那一代改革家的精神，在这个时代需要继承。我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事。 ”茅威涛说，“曾经越剧这样一个小剧种，从地方来到大上海，在袁雪芬等艺术家的努力下仰起头来迎接新文化，于是有了百年越剧的历史，今天越剧要如何坚定自信地仰起头来，迎接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确需要那样一种改革精神。刘老也给我写过许多信，信中希望我能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

有许多刘厚生的同龄人、当年的“战友”不顾年事已高赶来送别。中国剧协原书记处书记颜振奋今年90岁高龄，据他回忆， 20世纪60年代，刘厚生从上海调到北京。“我们在中国剧协共事，他在刊物《戏剧报》 （今《中国戏剧》 ） ，我在刊物《剧本》 ，后来我们又在同一个领导班子，共同参与中国剧协工作和戏剧工作。我们这个班子共同做了几件好事，创立了中国戏剧梅花奖、曹禺剧本奖、中国戏剧节，推出了许多优秀演员、剧本和剧目。 ”

颜振奋说，在为人上，刘厚生平易，提携后进，注重培养年轻人。他生活清苦、淡泊，对同事、同行情意十分深厚，“厚生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小聚，请他的爱人做几个小菜招待我们，有外地来京演出的剧团、演员，他也会请到家里相聚。 ”“厚生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心啊在戏曲》 ，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戏曲的热爱。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一年要看几十台戏，经常给一些剧目出点子、提建议、写评论，对许多剧目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颜振奋说，刘厚生一生为戏剧工作，奉献了全部。

“我们这一辈人一参加工作就和他共事，他是领导，也是长辈，当时我们都叫他‘厚生’ 。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回忆道，“他待人温和，从不让你感觉到他和你在年龄或身份上有隔阂，他后来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戏剧理论大家，但当时他就让我们由衷地尊敬，对他的人格由衷地向往，回想起来，他的为人、对戏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我们。 ”

崔伟说，刘厚生把戏剧艺术当作他的生命，戏剧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情感的全部维系。他也把戏剧当成使命，他时刻惦念、忧虑着戏剧的发展。他对戏剧家的亲切关怀和严厉要求是一致的，鼓励和批评都是建立在促进戏剧整体健康发展的责任心之上，很多时候，他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到了晚年，发言就更加直率，即使周围一片赞扬之声，他也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戏剧的关注有增无减，从来没有因为观念来不及更新、接触创作一线较少、思考力不足等原因而落后、疏离于时下发展，对于戏剧现状，他总是能敏锐地把握、准确地发声。

“他生前曾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学习，一定要看书，他捐赠给中国剧协的50万元和许多书籍，都明确叮嘱是供大家学习之用，如今他离开了，我们当继续学习，继续完成他的工作，不负他的期望。 ”崔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