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80 年代初，文革后文艺复兴是一段大好时光，全国各艺术门类人才辈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界的一些比赛、评奖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影响比较大的有文学界的茅盾文学奖、电影界的金鸡、百花奖等，还有一些全国性的展览展示和评奖活动，如美术界的全国美术展览，摄影界的全国艺术摄影展览等等。

我当时在《中国戏剧》杂志做摄影记者，是编辑部最年轻的干部。有一天，比我年长几岁的编辑郭永江跟我说，中国戏曲学院的史若虚院长认为他们学院的刘秀荣、杨秋玲、刘长瑜、 李维康可以称为当代的“四大名旦”。建议我们杂志也搞一次“新四大名旦”的评选。郭永江不太清楚当年“四大名旦”是如何评选出来的，就随我回家向父亲吴祖光请教。父亲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当年《顺天时报》投票选举，评出了“六大名旦”，后因其中的徐碧云、朱琴心相继离开舞台，最终形成了梅、尚、程、荀“四大名旦”。既然当年的小报都能评选影响了几代人的“四大名旦”，《中国戏剧》作为中国剧协机关刊物当然也可以评选当代戏剧界的优秀演员了。

于是在编辑部会议上，郭永江把我们的想法提了出来。讨论非常热烈，大家都觉得非常有意义，认为我们不但要评“四大名旦”，还要评“四大须生”“四大花脸”等。也有人提出我们要学习电影家协会的百花奖，搞持续性的评奖活动。但谈到具体评选方式方法的时候，有一些技术问题不容易解决。戏剧演出的评选不同于电影、美术、摄影的评选，这些艺术门类的评选只要把作品从全国各地征集到北京，请评委评选就可以了。而戏剧演出怎么办？组织评委到全国各地去看戏？显然是不可行的。经过讨论和领导的批准，最后决定由《中国戏剧》杂志编辑部组织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梅花奖的名字是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奖品则是请国画大师吴作人先生绘制了一幅红梅，我翻拍成彩色照片后拿到唐山制作成奖盘，配上精美的锦缎盒子。

梅花奖的评选办法是由组委会出面，组织和号召各地的剧团到北京演出，并组织评委在北京看戏。规定当年到北京演出过的剧团的演员才有资格参加梅花奖评选，演员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如此一来，评选方式解决了，因为评委大都在北京，各地剧团只要来北京参加演出就可以了。这一年多外地来的剧团进京演出，再加上北京的几个剧团，第一届梅花奖的阵容就比较完整了。当时我们制定的评选名额是戏曲十名，话剧和歌剧五名。

为了杜绝评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正之风和各方面的干扰，评委会提出了“五不照顾”的评选原则：“不照顾剧院剧团，不照顾行当，不照顾地区，不照顾剧种，不照顾名演员”。这“五不照顾”原则受到了戏剧界的好评，也为评委们的评选打消了顾虑。

梅花奖讨论和评选工作会议。（1984.3）

评委们排队投票。前排右起：马彦祥、张庚，后排左起：吴雪、阿甲、张君秋、舒强、刘厚生等。（1984）

选举后评委们当场观看评选结果，左面站立者是评委郭汉成，桌子后面评委左起：阿甲、张梦庚、刘厚生、张君秋、陈刚、赵寻。黑板旁边站立者是计票人钮镖。（1984）

评审工作进展顺利，编辑部收到了上千封来信，读者和观众、戏迷对这次戏剧界的评奖非常关心。在此基础上，评委会召开了三次会议，在之前确定的“五不照顾”原则的框架下，选出了 20 名戏曲候选人和 10 名话剧候选人。经过反复讨论和酝酿，最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无记名投票，投票现场气氛十分隆重，评委们排着队依次把填好的选票投入票箱，然后由监票人当众宣读选票，计票人在黑板上每位候选人的名字下面写“正”字，计算选票。评委们坐在下面观看评选结果。最终评选出 15 位第一届梅花奖获得者。

可以说每一次评选都有遗憾，很多有造诣的北京的戏曲演员，没能进入最终的梅花奖获奖名单。譬如这次评选，京剧旦角演员中选出了刘长瑜和李维康，她们二位的师姐刘秀荣是京剧泰斗王瑶卿的弟子，辈分很高，而且技艺全面，青衣、花旦、刀马旦等各个行当的戏都能演，年龄刚好 45 岁，这一届是末班车，下一届就没机会了，但是有“五不照顾”中的“不照顾名演员”这一条，也只能遗憾地割爱了。而小剧种、小剧团的川剧演员晓艇，蒲州梆子剧团的演员任跟心、郭泽民最终进入了第一届梅花奖的名单。

1984 年 4 月 17 日，第一届梅花奖颁奖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获奖演员刘长瑜表演了《卖水》，叶少兰演出了《罗成叫关》，晓艇表演了川剧“变脸”。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颁奖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习仲勋说：“今晚的盛会证明戏剧界正在开创一个新局面”。

第一届梅花奖成功举办，如同在戏剧界放了一颗卫星，各地的剧团、演员都知道了梅花奖的重要性，第二届梅花奖的评选就比较顺利了。一些剧团，特别是外地的剧团纷纷与编辑部联系，询问有关梅花奖的问题，希望能够进京争取梅花奖。因此第二届梅花奖评选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更多的剧团进京演出，打出了争取梅花奖的旗号请评委看戏、演出后召开座谈会、听取评委的意见等等。

第二届梅花奖的评选更加成熟，各地一些著名演员进京演出，给首都的舞台带来了春风，如越剧女小生茅威涛、京剧花脸尚长荣、京剧程（砚秋）派青衣迟小秋等等，他们的精彩演出获得了首都观众和评委的认可，最终都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由于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戏剧界的唯一大奖，梅花奖的名声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梅花奖评选中的“五不照顾”原则，使得地方小剧团中的年轻演员能够在梅花奖这种全国性的评奖工作中获奖，这也引起了全国各个地区剧团和演员的极大关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梅花奖成为了全国各地剧团评职称、分房子、涨工资、入政协、进人大等行政待遇的一个重要依据，而梅花奖与名誉地位联系起来之后，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个别演员和剧团为了争取梅花奖不择手段，而评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每届的获奖名额从戏曲演员十名增加到二十名，话剧和歌剧演员从五名增加到十多名，这样多的名额还是满足不了各地争取梅花奖的意愿。于是在第九届梅花奖的评选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评选最后阶段，获奖者已经正式选出，名单已经公布，但由于剧协和编辑部个别领导心仪的演员未能入选，他们居然又组织所谓“流动票箱”，抱着票箱到各个评委家里，又补选出了三名梅花奖获奖者。如此做法引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评委不满，他们联名上书向上级反映情况，一直反映到了中央有关领导。评选中舞弊的事情曝光后，这一届获得梅花奖的话剧演员宋丹丹对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声明拒领梅花奖，以抗议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这时的我已到法国留学，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为每位留学生订了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我是在这份报纸的头版上看到消息的。后来听编辑部同事说，相关领导和负责人都受到了处分。回忆最初的梅花奖评选，看到照片上前几届的评委排着队公开投票选举、公开唱票时的情景，再想想后来一些人抱着票箱挨家挨户搞暗箱操作，前后对比，差别如此之大，确实给梅花奖的公信力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损失。

如何削减奖项、增加含金量、提高社会影响力，让梅花奖真正成为推动戏剧界繁荣的奖项，而不是成为某些领导和评委个人谋私的工具，是关乎中国戏剧前途和命运的大事。2015 年 9 月 11 日，习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文艺界评奖提出：“要选优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推动文艺界廉政建设，营造繁荣发展文艺的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文艺评奖管理，切实提高评奖公信力和影响力。”由中央对文艺界评奖拨乱反正的指示，我联想到最初梅花奖评奖的点点滴滴，记述出来，是回顾我们美好的初衷，也是对未来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