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踏进常家庄园，在常氏祠堂的院子里，发现一座与众不同的戏楼。它建于大门的内侧，平时可作进入祠堂的通道，戏台匾额上题有“义关风雅”，为山西巡抚曾国荃经奏请朝廷后赠予常家的，以褒奖其家族在经济、文化上对山西作出的贡献。戏楼始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耗银三万两，历时三年完工。可常家为什么要在那段时间花费这么多钱建一座戏楼呢？

据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到光绪六年（1880），北方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这样写道，“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因灾荒最重的清光绪三年和光绪四年分别是丁丑年和戊寅年，所以这次灾荒又称“丁戊奇荒”。

灾荒期间，常家的贸易也损失巨大。人畜因饥饿而亡，没法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伍，贸易量仅为正常年份的4％，还要承担违约的赔偿。在自家商业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常家依然为灾民设棚舍饭，可一些百姓放不下面子，不愿长期去领救济、吃粥棚。为使大家有尊严地得到救助，常家就想出了盖戏楼救济乡邻的办法，规定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因此，大灾持续了三年多，常家的戏楼也修了三年。

公益救济是常家的传统，比如清道光十八年（1838），常秉直八十大寿，儿子常德元要为父做寿。常秉直说：“值此饥年，粮价腾贵。与其宴客一日，曷若济贫三冬。”于是，常德元捐米60石，救济穷人,乡人赠匾“德被桑梓”。

另一个大户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也开展了赈灾活动。当时，他规定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

参与这场救灾的不只常、乔两家，而是整个晋商群体。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也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这些都体现了晋商急公好义、关心百姓疾苦的精神。

此后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旱时，常家十二世常恽和十四世常望春号召富人捐资购米，每日按量发给村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遇旱灾，十四世常望春和十五世常运元捐资购米。常家从九世到十四世，仅用于公益、救灾等事业的支出就达近百万两白银。清道光二十年（1840），归化兵乱，常家十三世常立训还出资招募兵勇，维护社会治安。这样的事情在常家还有许多。

晋商克勤克俭、仁义厚道、达济天下的精神令人铭记不忘。